种 田

朱则杰

小时候我在老家永嘉县原沙头区古庙乡西垟村，跟大人们学着种过田。

大人最大的是祖父。祖父一生务农。我幼年在老家，夜里都跟祖父睡。白天祖父下田，有时也会跟着去。在田里，儿童除了玩耍，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今还记得的，例如种蚕豆，帮大人播撒过种子，每穴放三粒。又如施肥，当年我们那里的麦子都是条播，在垄上开出一条条横向的小沟，放入种子和底肥，然后重新盖上土；种子的播撒需要技术，不会给儿童来做，所以我只能帮着施底肥，具体就是把肥料均匀地撒到小沟中。

1964年我九岁，在西垟小学读完一年级，转到县城上塘的县实验小学，父母都在该校任教。也就在那一年，祖父不幸患食道癌去世。此后学习种田，自然就是跟着父辈。

父辈兄弟三人，父亲居长。1966年我读到小学四年级，遇上“文化大革命”，12月起学校停课。起初父母仍旧留在学校；我们兄弟也是三人，则回到西垟跟祖母、二叔、三叔大家庭一起生活。二叔系温州师范学院肄业，做过小学教师，再“下放”返乡，知多见广，在村中算是一个能人。例如本村的水稻种植由传统的单季改为双季，就是他最先引进的。三叔系海军退伍，后来也在西垟小学、沙头小学等校当老师，年龄比父亲和二叔要小很多。因此，我后来学习种田，主要乃是跟二叔。

我们那里的田，有水田、旱田两大类，水田主要在平原，旱田主要在山上。一般情况下，每年水田种两季水稻、一季麦子，旱田种一季番薯、一季麦子。由此产生的农活，具体种类很多。其中大量需要重体力和技术性的，都是大人做；我们小辈只能做轻松和简单的，例如插秧、割稻和割麦。只有种番薯，小辈基本上也可以做全程——从开荒、整地、起垄、施肥，到插苗、松土、除草、翻藤，再到挖番薯、刨番薯丝、晒番薯干，每个环节都做过；唯一缺少的，就是初期的育苗，那是技术活。

我接触过的农活，也有一些感觉特别辛苦，印象比较深刻的至少有下面几样。

一是往山上挑“番薯灰”。“番薯灰”指番薯的底肥，通常为家畜粪便与稻草或草木灰之类的混合物，在插苗之前预先埋在“番薯垄”中。老家有句俗话：“做人要点坯（样子），压（插苗）番薯要点灰。”这个“灰”就是“番薯灰”。番薯基本上种在山上的旱田中，因此这种旱田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作“番薯山”。每年种番薯，都需要把“番薯灰”从自家的“灰塘”或曰“灰坑”运到山上去，具体就靠人力来挑。正常像挑柴回家，从上往下，毕竟省力。而逆向挑“番薯灰”，拄一种方言叫作“棒拄”的特殊拐杖，一步一步往上登，那可真叫费力气。特别是有些“番薯山”，山高路远，就更加辛苦了。当然这主要是大人的事情，我们小辈至多象征性地挑一点，不空手上山就是了。

二是从低处往高处舀水灌溉。老家的“岙底”一带，有不少梯田，以一条小溪为中心。遇上大旱年头，小溪断流，没有了活水，仅某些段落的水潭还剩一点点积水。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使用长柄的粪勺，从水潭把水一勺一勺地舀到上一层的田里进行灌溉。有时候需要灌溉的田，离水潭还隔几层梯田，那就同时需要几个人接力，一层一层地往上舀。这个过程，确实非常辛苦。尤其是大旱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水潭中原来的积水舀完了，只能等待它重新渗出；而为了抢到这些刚刚渗出的水，最好就是夜里也守在水潭边，一旦渗够一勺立刻就舀，其辛苦更加可想而知。我当初虽然没有守过夜，但舀水参加过不少次。

三是寒冬高山收番薯。老家最高的山，我们叫作“大岩塔鿍”（“岩塔”泛指面积较大的山岩），山顶能看到楠溪江另一条支流“珍溪”或曰“珍川”的东川村。我家的“番薯山”，就有远在那个山顶的。某年的冬天，我曾跟着二叔去收番薯。我能做的事情，主要是把垄上的番薯藤割掉，便于后续挖薯块。天气很冷，山顶更甚。寒风贴着地面，不间断地掠过山顶。枯萎的番薯藤，全都披着一层霜。割的时候，左手需要握住藤，而手冻得麻木了，指头没有一点知觉，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动作。手套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而脚上穿草鞋、破袜，同样挨着冻。我在老家感受到的冷，最冷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倒是大人抡着锄头在坚硬的泥土中挖薯块，好像还能够抗冷，但那是另外的一种辛苦。

当年的老家，番薯是主粮。除了鲜吃以外，为便于储存，多数刨成丝，然后晒干，通常就叫“番薯干”。晾晒的场地，老家都是因地制宜，发挥山区的地理优势，直接利用山上那些比较平整光滑的“岩塔”。像前述“大岩塔鿍”，顾名思义，山顶原来就有大面积裸露的山岩，可以说是天然的晒场。部分“番薯山”直接开垦在那一带，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而在大人把薯块陆续挖出之后，我们小辈则帮着搓去表面的泥土，特别是拔掉可能有的根须，这样大人在刨丝的过程中，手不会被根须卷到刨子中去。不过与割番薯藤相比，这种清理薯块的活，就感觉不到怎么苦了，尽管冷还是一样冷。

唐代诗人李绅著名的一首《悯农》，有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而根据我的体会，“锄禾日当午”其实并不算太辛苦，诗人只不过拿它作一个例子而已。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父亲作为县实验小学的校长，被当成“走资派”，撤职、批斗甚至挨打，不得不离开学校，也回到了西垟。随之父亲的工资和粮票都被扣发，生活受到影响。父亲怕拖累原先的大家庭，因此他们三兄弟分家。分家以后，由于我家都是居民户口，所以无田可种。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从零开始开荒种地。不过同样由于户口不在西垟，所以也不好意思多开。我记得的，实际只有两处：其一在一个叫“西坑”的山上，与下浮林村山地交界的凹口，是一块“番薯山”，种过番薯。其二在“外截滩”水潭的岸边，田垟的边缘，由洪水带来的淤泥沉积而成，既松软又肥沃，种过萝卜，萝卜确实长得特别大。父亲曾经为此给村生产大队送交一笔补偿款，但大队干部坚决不收，说自己村里的人，开点荒种点地没有关系的。另外似乎还有族人借给我们一些“番薯山”耕种，但我具体没有印象。

父亲1969年末获得“解放”，返回学校。次年“复课闹革命”，我们兄弟重新到县城开始读书，此后就再没有在老家种过田。那些开垦出来的田，自然也都重新变成荒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