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华严砚故事述评

□ 谷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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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华严砚未被证实之前，永嘉县一群砚文化爱好者自2013年起坚持不懈地在瓯北华严山一带，登山探洞，攀岩寻石，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和寻找，对比古籍记载，最终认为华严砚石出自唯一发现的华严山古洞内，但由于没有实物对比，不具备科学鉴定技术，难以确证这一共识。直至2024年12月1日，“华严嘉砚、墨香温州”华严砚研究成果发布会召开，公布了温州市考古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有关专家取样分析对比结果，证实温州古港朔门码头出土的两方华严古砚，取材于永嘉县瓯北华严山东麓古矿洞。真相大白于天下，说明永嘉这群砚文化爱好者的付出没有白费。 但关于寻找华严砚，古代乃至永嘉县外、省外有关人士都在不懈寻找，且述说颇为有趣，现摘录几则，以丰富寻找华严砚历史资料。

站在华严山上远眺楠溪江与瓯江交汇 本报资料图

时间：1870年3月 寻砚人：陆晓峰 温州府学教授

庚午春三月，于役江村，寓韩民宅，地近石门山，谢康乐尝游也，志载《登石门最高顶》诗是也。欲往游之，主人邀余曰：“去此四五里有黄岩洞，右军法帖云：‘近得华严石砚，颇佳’，即地也，盍先游”......逾岭不半里，得平壤,主人告余曰：“此去即华严路矣。”......忽得一洞，围径可五尺许。俯入，约数十步，豁然开朗，天光照人，石壁陡削，竹树环入，缘壁行始见寺，寺曰：“玉泉”，以壁穴出泉得名......

——《游华严洞玉泉寺记》

陆晓峰，清同治年间（1862-1874）任温州府学教授，不知何许人。他写此游记在1870年的春三月，记述了自己出差永嘉楠溪江千石 一带，在朋友韩氏带领下，游历今黄田街道华严洞（俗称黄岩洞）。文中描述了华严洞一带的山水风光和玉泉寺的状况，以及寺僧的热情邀约。但文章内并未记述寻砚过程。因为华严洞并不在瓯北华严山，笔者曾去过华严洞，见附近危崖耸立，然岩石不可为砚。所以作者在文章 开头引主人语提到王羲之的华严砚之后，对寻找华严砚只字不提的原因大概即在此。但作者陆晓峰作为一名文化官员，寻砚石的兴致也许是有的，可华严洞非产砚石之地，没有下文也在情理之中。清代初期的著名学者、大诗人朱彝尊隐居永嘉花坦时，曾来瓯北华严山并写一诗：“闻昔华严寺，曾经逸少过。洮河流石研，未若此中多。”他或许是来找华严砚石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游华严洞玉泉寺记》的作者陆晓峰，是继朱彝尊之后的清代第二位有文字记录的寻砚人。

时间：2019年4月 寻砚人：张翔 湖州砚台收藏家

清永嘉县志中的华严山、罗浮山塔

2019年4月13日出差温州，次日上午，约温州原同仁郑巨龙先生，探访华严尼寺岩石（华严）砚。郑先生供职银行，并无玩砚爱好。为了帮助我完成寻砚任务，特意做了不少功课，先向我了解有关资料，再向单位同事先生（温州文化学者）询问当地情况，大致确定了所在方位。首选“砚台岩”摩崖石刻为目标，开始我们的寻访活动。

翻过一米高的江岸护墙，到大桥底下，应是蛇山山脉入江处。如果华严石砚取材于“砚台岩”之山，那么华严洞就应在此。惜建桥筑堤，彻石护岸，已非昔日之状。自然，古洞无处可寻。所幸桥下裸露部分山体，留有许多山石。觅得紫赤原石一块带回，以作标本。

——《寻迹砚台岩》

张翔，湖州砚台收藏家，曾担任《中华砚文化汇典》编撰委员会委员，是位砚文化研究专家，常“在路上”寻找砚台。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有《寻迹砚台岩》一文，记述了寻访永嘉瓯北罗浮山的过程。他对照文献记载，登罗浮二塔，考察了砚台岩、杨府山庙、齐天宫，最后在龟山旁的大桥下挖得一紫色石块带回，认为不宜做砚。此次张翔先生探砚可谓空手而归。据明弘治《温州府志》载：“罗浮山，去城北五里，有石可为砚。”但今罗浮山没有发现砚石矿洞，只有龟山脚下的石矾矿洞遗址。而且，罗浮石也不等同于华严石。张翔找的砚台岩之山并不是华严山，认为的“华严洞”也不在罗浮龟、蛇二山。因为没有永嘉本地人引路，张翔最终找不到想找的华严山和华严寺遗址。但他文中所说的：“笔者收藏的一方清时华严石砚，尽管石的特征与米芾所述相符，却因缺少传世实物对照，反而存疑了。”他的这种怀疑，现因华严石砚的出土，有了比对实物，可能会得到释怀。这也许会是他寻找华严砚石而不得的一次补偿吧。

时间：2020年10月 寻砚人：李杰森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2020年7月,云南师范大学李杰森教授在砚台岩 高远供图

10月6日，李杰森教授和妻子刘韵涵教授在女儿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温州的土地，并参加了下午的华严砚展开幕式。李教授带来的卫承芳款明砚，成为这次“千古一砚”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观展者纷纷传看并拍照留念。

李教授一直心存到温州“朝圣”的念头，实地考察卫承芳唯一存世的篆刻真迹，以便自己砚台上的款识进行比对印证。10月7日一早，由“文史”摄影师林林鸿麟带路，直奔“砚台岩”而去。

李教授一见砚台岩，大呼小叫，一派童真，并双手捧着砚台，非常虔诚地对着砚台岩拜了又拜，多年的夙愿终于得偿。

李教授还用手指将“砚台岩”三字抚摸了一遍，感受一下卫守的笔意，并将砚台上的“卫承芳”三字与石壁上“卫承芳”三字进行比对，小卫见大卫，千里来聚会。发现彼此的运笔习惯非常相似，这一发现，更是令李教授手舞足蹈，激动不已，并恋恋不舍地围着砚台岩走了一圈。

——《千年名砚千里缘》

《千年名砚千里缘》一文作者为胡雄健，他是位温州地质学者，曾获地质金锤奖。2019年开始他参与寻找华严砚，贡献颇多，最先认为华严砚石是叶腊化火山凝灰岩。他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李杰森，于2000年收藏一方明代曾任温州知府的卫承芳所用的古砚，砚背有卫的铭刻。当得知永嘉罗浮山砚台岩有卫承芳的摩崖石刻，即来朝圣。李杰森教授平时关注华严砚，他购得卫承芳的砚台后，于2017年发表了一篇《万历卫承芳篆砚考释及其书法意义》学术论文，2023年又在《艺术中国》杂志上发表《永嘉华严石古砚再露峥嵘》一文，考证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才女沈纫兰的永嘉华严石砚。李杰森教授来温参加华严砚展，并到永嘉朝拜砚台岩，这是一次砚文化之旅，为寻找华严砚增添了一件逸事。他的文章，为华严砚研究留下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2019年8月14日《楠溪江周末》

时间：2023年10月 寻砚人：戴云江 宋砚研刻者

2023年10月23日，星期一，是极平凡的一天，暖阳和煦，微风轻拂。

那日午后，戴云江先生邀我一起去永川轮船局旧址参观朔门古港码头出土的温州华严砚标本，我欣然答应了，当戴师的弟子柳一凡小心翼翼地从标本袋中取出砚台标本递给我，我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两方其貌不扬的残砚的重大历史价值......

赏完华严砚标本后，戴师又提议我一起前往永嘉瓯北探寻严尼寺的遗址，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华严砚原石材的新线索。作为永嘉人的我，自然乐于作陪。

我们一行人往瓯北驶去。......过了双龙山隧道，永嘉的两位华严砚爱好者——摄影家陈凯老师和文化学者谷峰老师，正在路边等候......不久便来到了华严尼寺的遗址。

......我们沿着溪涧一路向上搜寻，希望能够觅得华严砚石材。大致寻找了半个多时辰，一无所获......

这时，陈凯老师提及在清水埠原永嘉县化工厂的后面曾有一个疑似的古矿洞，他们之前曾和永嘉的一批文房爱好者去探访过，但一直没能确定，大家都认为可能只是传说而已......戴师兴奋地说：“这里非常可能就是古人开采华严砚石材的坑口”。

——《那一天，我见证了历史》

陈智峰是位教研专家，他记述的戴云江先生，系温州瑞安人，是位宋砚研刻者，作品颇为可观。2020年10月7日，笔者与陈凯参观了温州伍文泽举办的“千年一砚”华严砚（砚材为华严山上彩石）展览后，即驱车瓯海山根音乐小镇拜访经营研语茶山居的戴云江先生。言及王羲之用过永嘉华严砚及古矿洞一事，戴云江先生一口说：“没有的。”作为寻找关注华严砚十多年的我们，尴尬无语。直到2023年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整理古港码头遗址出土的古砚时，戴云江的一位参与考古的学生告知他后才关注这两方华严古砚。

是年10月23日上午，戴云江打电话询问陈凯，华严砚古矿洞在哪，陈凯说是在谢灵运塑像附近原化工厂后面的华严山脚下，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且告知在2021年11月20日瓯海博物馆召开的“砚出华严——寻找迷失的华严砚”座谈会上，他已发表三点意见说明此古矿洞即是华严砚石的出处。但戴云江对此持怀疑态度，要求带路先去瓯北华严寺遗址。陈凯解释说我们永嘉一群人对华严寺遗址附近的岩石进行过多次考察，没有发现与文献描述相似的砚石，那些山石不宜做砚，也没有发现砚石矿洞。戴云江执意要去华严寺遗址，考察后确实无砚石也没什么矿洞，这才要求到华严砚古矿洞寻找。到古矿洞口后，陈凯简要介绍了以前大家寻找的过程，戴云江借用陈凯随身携带的铁榔头敲下一片石头作为标本。此后，戴云江先生又嘱笔者提供一些有关华严砚的历史文献资料。据说后来他从中穿针引线，促使有关部门和考古机构对华严砚石进行取样分析和科学鉴定。

2023年10月23日,谷峰在古矿洞菜园边挖出近似华严石，由戴云江带回做标本。

陈凯/摄

2021年11月20日，陈凯在“寻找迷失的华严砚”沙龙活动中发言

寻找，是对文化的一种向往，也是为了与一种文化精神契合。参与寻找华严砚的这一群体，都指向一个目的：为了挖掘一种文化。对于华严砚古矿洞的寻找发现，并不是一个人的发现，而是这一群文化爱好者的共同发现。更何况华严古矿洞还未挖掘开发，真正的华严砚石之谜依旧还未解开，匿藏在民间的华严砚还未大量涌现，寻找，继续在路上。

华严砚的重现，是砚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但没有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就没有华严砚的对比参照实物，华严砚的证实时间也就遥遥无期；没有宋砚研刻者戴云江先生的参与寻找，华严砚的确证也许会延期；没有永嘉这群砚文化爱好者十几年的不懈追寻和各地砚收藏家的共同参与，华严砚的确证时间肯定会延期。当然，华严砚的重现和确证，要归功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有关专家的研究分析和科学鉴定，归功于上级部门的重视，而最终要归功于社会经济发展。

在国家的重视下，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今后，我国那些深埋地下不被人知的重大历史文化遗迹，必将被发现，必将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