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溪桥下街 “二刘”御史里

□ 李庆鹏/文

两宋时期，温州地区崛起的永嘉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当时，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沈躬行、许景衡、戴述、赵霄、张辉、蒋中元等九人游学京师，均为太学上舍生，时号“元丰永嘉九先生”。他们将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引入东瓯，上承“皇祐永嘉三先生”王开祖、林石、丁昌期开创的永嘉之学，下启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其学经世致用、事功重商，对于明清时期温州乃至浙东学术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当代学者探究“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时，也都从永嘉学派寻找某种渊源。

刘安节、刘安上，永嘉荆溪（西溪古称）人。兄弟二人都曾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刘安节为防治瘟疫深入民间，不幸染疫，卒于宣州知州任上；刘安上曾两度弹劾奸相蔡京十大罪状，名震朝野。时称“二刘”。

二刘源流

荆溪刘氏望出彭城，系汉高祖刘邦、中山靖王刘胜、三国蜀汉鲁王刘永、北周冀州刺史刘亮、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后裔。刘禹锡曾孙刘汝谈，唐末避乱迁居赤岸长溪柘荣乡（今福建柘荣县城）。其子刘崇荣，字高卿，号景山，五代十国之际为避闽王王审知、王延钧之乱，北徙永嘉荆溪，即今桥下至徐岙一带。

另据《岩头金氏宗谱》载，刘汝谈次子刘宝于后唐清泰元年（934）避乱徙居枫林档溪。刘宝有子道可，道可生有三子：允立、允当、允裕。允当在吴越国为官，因“劉”字与吴越王钱镠（音liú）同音，为避讳，遂将“劉”字去“卯”去“刂”，改为“金”姓，其后裔金安福分迁岩头，俗称“岩头金”。可见“荆溪刘”、“档溪刘”、“岩头金”同出一源。

金华武义西门《刘氏宗谱》则载：“五代时远祖居福建七闽之长溪，其间汝忠公与汝明公由七闽迁徙瓯嘉之荆溪。”据此，长溪刘汝忠、刘汝明和刘汝谈之子刘崇荣等叔侄于五代之际携族徙居永嘉荆溪。第一世为“汝”字辈，第二世为“崇”字辈，第三世为“道”字辈，第四世为“允”字辈。第五世刘延贵，“维”字辈，系二刘曾祖，赠正议大夫。第六世刘莹，二刘祖父，摄长史，累赠正议大夫。荆溪刘氏由此发迹。

第七世刘弢（1049－1116），“与”字辈，刘安节之父，以子恩封宣义郎，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二月葬于仙桂乡余岙山之原（今桥下镇徐岙一带）。娶承奉郎薛京之女，生四子：刘安节、刘安上、刘安礼、刘安义，皆业儒。

刘去非，以嗣子刘安上恩累赠正议大夫，卒葬仙桂乡方潭山（今徐岙平石村尚存方潭寺遗址），其妻宋氏葬荆溪余岙山之原。刘安上《谒十四叔墓》载，刘家已逾百人。

第八世“安”字辈，以“二刘先生”为代表，崛起为东瓯望族。

刘安节（1068-1116），字元承，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起居郎、太常少卿、饶州知州、宣州知州，因染疫卒于宣州任上，墓葬仙桂乡外塆山（即今桥下镇外塆村）。世称“刘左史”。

刘安上（1069-1128），字元礼，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中书舍人、给事中，寿州、婺州、舒州知州，终朝散大夫，文安县开国伯，卒赠通议大夫，墓葬建牙乡玉清观后山（在今瓯海区潘桥街道丁岙村丁腰）。世称“刘给事”。

其他如刘安礼，乡荐试礼部；刘安义，过继叔父为嗣；刘元长（疑即刘安仁），以义行闻，周行己铭其墓；刘元修，配瑞安许景衡季姊；刘元默，配经行先生丁昌期孙女，朱熹为撰《宜人丁氏墓志铭》。

光绪《永嘉县志·选举志》载：刘安矩，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潭州司法；刘安朝，特奏名进士；刘安雅，国子荐。疑刘安矩、刘安朝、刘安雅、刘元默四人为二刘族弟。刘安上作有《谒十七兄墓》《祭十七嫂方氏》《祭十八嫂朱氏》诸文，可见同族兄弟之众。二刘同学瑞安许景衡《承议郎宣州管勾刘公墓志》称刘安节“族居逾百口，上下爱信，虽臧获无间言也。”二刘姻表永嘉薛嘉言《刘公安上行状》更称刘安上“慈孝友悌，盖其天性。宗族内外四百口，服公之化。”可见荆溪刘氏之盛。

第九世，见诸史籍者有：刘谌，刘安节之子，小字暨孙，有异质，九岁而夭，荫补将仕郎；刘诚，一作刘諴，本刘安上长子，过继刘安节为嗣，荫补将仕郎，官县丞；刘谠，刘安上长子，荫补承务郎，蔡州监税；刘诰，刘安上次子，荫补承务郎，历监泉州市舶务、平江府粮料院；刘诩，刘谠从兄，得乡荐。

清光绪《永嘉县志·选举志》还载有：刘贡，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知制参。另据金溪镇六里村《盛岙潘氏宗谱》载，武状元潘文虎三子潘庭顼徙居荆溪金山，赘桥下街刘贡之女刘清娘，可见刘贡为荆溪桥下街人。以其中举时间推算，当为荆溪刘氏第九世。刘谓、刘该、刘设三人均为特奏名进士。此四人或为荆溪刘氏第九世。

第十世可考者有：刘嗣忠、刘嗣直，刘谠子，均荫补将仕郎。清光绪《永嘉县志·选举志》载有：刘嗣元，特奏名进士，监明州务；刘嗣服，特奏名进士，司法；刘嗣厚，荐举。此三人当为二刘族孙，只是未详系荆溪刘氏，抑或枫林狮溪刘氏，如狮溪有刘嗣明，历官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

荆溪刘氏繁衍十世，至南宋后期即失载。笔者认为有二种可能：一是唐宋时期，舟楫可抵今荆溪上湖，荆溪下游的桥下境多属海潮浸淫之地，且每当台风季节，上游山洪暴发，下游潮水顶托，时有洪涝之患。如南宋乾道二年（1166）八月十七日，飓风暴雨，温州城区“沉浸半壁，存者十一”，温属各县溺死2万人，浮尸蔽江。刘氏家族或遭遇突发性海啸或山洪淹没，余者不堪其扰举族外迁，或感染大瘟疫而遭厄。二是荆溪刘氏发迹后连续几代多人科举登第，或以荫补官，往往迁居郡城，或终老他乡。如刘安上致仕后迁居郡城南郭，其诗《荆溪有怀》曰：“自从南郭得三椽，怕趁荆溪半夜船。”武义西门《刘氏宗谱》载，南宋初期，刘汝忠的后裔刘世胄从荆溪迁至武义刘岩，刘汝明四子刘器的六世孙刘滂则定居武义泉溪，后名刘宅。宋元之交，刘汉臣又从刘岩迁居武义西门，其宗祠大门至今悬挂“荆溪发源”匾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武义刘氏族裔曾到桥下寻根问祖。

民国时期，今桥下镇境一度被命名为“二刘乡”，其时指舵山东麓外塆坳头尚见纪念刘安节的五凤楼。直到上世纪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塆仍存刘安节墓。戚氏宗祠门联曰：“荆水漪澜二刘旧迹；苍山叠翠东海世家。”枫林狮溪曾建有谏亭，同祀二刘和徐定超三位监察御史。

二刘思想

二刘作为程颐门人，尽得《大学》《中庸》之旨，成为洛学传人。《二程集》中的《伊川语录四》就是刘安节手编（据说《伊川语录三》也为刘安节所辑），并率先将中原理学传播到东瓯大地。且为官从政之余，不忘著述授徒。刘安节著有《刘左史集》，刘安上著有《刘给事集》（乾隆时入编《四库全书》，合称《二刘文集》）。宋人多将二刘与周行己并称，誉之“三先生”，并建“三先生祠”。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载录伊川门人“知州大刘先生安节”、“给事小刘先生安上”及“大刘家学刘先生安礼”的行迹和语录。

二刘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道器合一。二刘都是程门弟子，其学术思想乃是绍述洛学余绪，但在理与气、道与器这些哲学根本问题上发展了程颐的一些论说。尤其是刘安节，在阐发程颐“道器不二说”时，既反对离道言器，也反对离器言道，主张“道器合一说”。其《行于万物者道》一文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虚空旷荡而言道，故终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数而言物，故终日言物而不及道。道与物离而为二，不能相通，则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则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则非物。是物也者，论其形；而道也者，所以运乎物者也。”他进而从体从关系论述道与器的关系：“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星辰之所照临，河岳之所融结，动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三才者，万物之大者也，而道实周流其中焉。道一也，即其所以行乎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为三焉。”这是以道为体、以器为用，认为道作为天地万物生化之本，周流于天地万物之中。可以看出，刘氏的“道器合一说”是对二程“道器不二说”的发展，对后之薛季宣“道不离器说”有巨大的影响。

2、忠君爱国。刘安节“幸逢清世之右文，常欲赤心而许国”，在皇子就傅时上奏议《论谨择皇子官属》，指出法度、皇子、人材是天下之本，法度、人材又以皇子为本，所以不仅翊善、侍讲、记室等教谕职官要选得好，连左右也不可不慎。因为他们与皇子朝夕相处，服习积惯对皇子影响极大，一定得有合适的人选才能对皇子的成长有利，因此必须慎重选择庄恪纯厚而博学的人充任左右，使他听到的都是正言，看到的都是正行，元良正天下才有希望。他主张君臣同心，认为同心与否关系到国家治乱否泰。当时主上日念至治，庙堂大臣又一专协谋，合于泰之汇征，国家是可以治理好的。刘安上不畏权贵，曾接连奏劾蔡京的十大罪状，并宣称：“徜一言有补于万分，虽斩臣头以谢蔡京，斩京头以谢天下，臣死之日，犹生之年！”又在《论蔡崈》一文中痛斥蔡崈侍立瞑目，轻蔑皇帝，罪不能恕。“所谓善者无不陈，所谓邪者无不闭。”

3、重民保民。刘安节在《以周知天下之故》一文中赞赏“周之盛时设为小行人之职以巡行邦国之诸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国之政，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时之变、人治之常，一皆载之书以告于王焉”的做法，认为有助于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在《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一文中认为，《周官》规定的赋税没有超过十分之一，后世诸侯任意加征且无休止，致民不堪命，认为只有仁政裕民，国用才能充足。刘安上在《以肺石达穷民》一文中说：“天下之祸，本于下情之不通，而王政之施常患幽隐之不达。”故其所有论议都强调公议民心，希望下情上达。每次下去办事，刘安上都自带伙食，分毫不扰下级和百姓，只在亭子驿站或寺院里休息，或露天而坐，人称廉吏。他在《以其余为羡》一文中主张派差役每户不超过一人，使老百姓能安心服役而无耕种养亲等后顾之忧。在婺州任上，千方百计阻止宦官派征“花石纲”，使老百姓免去无名之费，调发之忧。在寿春，遇到荒年，派征的税额照旧，刘安上叹息：“为什么要敲剥百姓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呢？”就对上司的额外摊派一切不应，专以抚绥宽恤为事。他多次要求打开常平仓赈济，得不到许可就先行倒廪散之，说：“老百姓没有活路了，为什么坐视不恤？如果获罪，由我负责！”“今长史多以捕获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己取赏，吾弗忍为！”终遭降官削秩，也不自辩。

4、改革时弊。刘安节在《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一文中，认为法律施行过久往往滋生弊端，必须亏者补之，失者救之，存法之善，救法之失。在《以周知天下之故》一文中，提出天下之理，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是非代更，与时无止的论点，只要有弊端，万万不可墨守成规。在济济多士溢于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余的情况下，反而出现庙堂之上每以乏才为忧的局面，以至许多重要职官缺员近半长期不能补足。于是《用人》一文，提出上下相诿以广求才之道，自己不了解的，会有人了解，如果要惩妄举之失，只要通过实践观察就能解决用人之难。刘安上对于官场上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现象十分了解，他认为像蔡崈这种市井贾贩之徒，无学无行、无劳无功，不仅不能当官，连领宫祠的资格都没有。他在奏议《论堂除》中指出，堂除“铨曹艰于注拟，平进实多滞淹”，致官吏习为奔竞，干请朝贵。如果遇到无耻在位者，就可以鬻权私其好恶，互相请托，紊乱官常，只有加以改革，才能开辟公正的仕途，杜绝干请之风。他特别痛恨赃官，担任寿春知府时，下属有一县令贪赃枉法，调查清楚后，连夜逮捕所有嫌疑人，县令着了慌，急忙贿赂高官写信营救，刘安上不予理睬，终于使他引疾解印绶而去，诸邑为之竦动。他在《策问四》中提出纲纪法度是用来维持防范，不可一日废弃的，具体的方法是“协赏罚，明法令，严分守，因官以察治，因事以训饬”，才能使“异论者息，贪鄙者化，侵紊衔华者不得作”。

5、尊师重教。刘安节在《用人》一文中指出大才难得，而周文王、周宣王时却济济多士，难道不是教育出来的吗？在《君师治之本》一文中赞成孔子“严师如父”的观点，把师与君、父放在相同的地位，“事三如一，此礼之所以大也。”其《州郡立学皆置学官》一文，是论述发展教育事业的力作。宋哲宗元丰以来要进太学读书的人剧增，而名额只有两千，就学时间限于两年，出现教养之道不广的问题。道不广，就择不博；择不博，所取也不可能精。认为太学的规章如告假限于一年、上舍生年终才能告假不利于学为忠与孝。又举孔门七十二弟子中鲁人占了一半，其余多数是邻国齐、卫的例子说明边远士子很难得到均等教育的机会。因此要推广三舍之法以行于天下，即用州郡立学的办法解决这一矛盾，使近者不致抱羁旅之戚，而远者亦得承诱掖之化。建议太学降一等录取，几年后就会出现穷荒僻远之地也将“訚訚然、济济然，无以异于辇毂之下”的新气象。刘安节的观点得到宋徽宗的首肯，许景衡《温州瑞安迁县学碑》中“崇宁元年，有诏郡邑皆立学置师。”刘安上也十分重视培养人才以报效国家，在《谢释褐》一文中赞扬乐育之心以成人材，广包荒之量以诱后进；在《策问一》中认为读书要学为圣贤，不懂得这一道理等于白费心思；在《策问四》中指出“天下未尝无才也，作而成之，才不可胜用矣！”

荆溪学派

两宋时期荆溪流域文化渐兴，荆溪刘氏、上吴吴氏、独山李氏，簪缨蝉联，世其家学，使荆溪成为永嘉事功学派的发祥地之一，估称“荆溪学派”。

1、荆溪二刘家学

荆溪刘氏有进士10人：刘安上，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刘安节，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刘安矩，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刘贡，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刘安朝、刘谓、刘该、刘设、刘嗣元、刘嗣服等6人为特奏名进士。

得荐辟者6人：二刘祖父刘莹中杂选；刘安节弟刘安礼，乡荐；刘安上从侄刘诩，乡荐；刘嗣厚，荐举；刘安雅，国子荐；刘诚，诸榜补遗。

封荫者4人：二刘曾祖刘延贵、祖父刘莹、刘安上父刘去非，累赠正议大夫；刘安节父刘弢，封宣义郎。

荫补者6人：刘安节子刘谌、嗣子刘诚，荫补将仕郎；刘安上子刘谠、刘诰，荫补承务郎；刘谠子刘嗣忠、刘嗣直，荫补将仕郎。

黄宗羲《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载录伊川门人“知州大刘先生安节”、“给事小刘先生安上”及“大刘家学刘先生安礼”，此三人曾问学于伊川程颐，为洛学传人。《四库全书·刘左史集·附录》载《上蔡先生语录》：“或问程颐：‘刘子进乎？’程子曰：‘未见他有进处，只他守得定不变，却亦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之矣。’”又载《高闶伊洛辨》：“伊川先生言论不事文采，岂有意于传远哉！然犹班班可考者，以有刘元承之徒口为传授故也。”

2、上吴湛然家学

两宋之交，上湖吴宅一门四世八进士：吴鼎臣、吴表臣俩兄弟于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同登进士第，吴鼎臣任广州教谕、侍御史，吴表臣终官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吴鼎臣之子吴大年、吴表臣之子吴龟年又于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同登进士第，吴大年官御史台簿，著有《易经精义》；吴龟年历检正诸房文字、湖南运判。吴表臣次子吴松年中博学鸿儒科，赐同进士出身，官知漳州府，终朝散大夫。吴表臣三子吴邵年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任秀州知府、西外宗学教授。吴鼎臣孙、吴大年次子吴杜为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进士，赠礼部尚书。吴表臣曾孙吴潆为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进士，监平江府大军仓，终青田县令。

吴表臣少从周行己、陈了翁问学，居官为名臣，晚号湛然。《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称：“永嘉诸公之传，其最达者，先生也。”其学术经其子吴松年、孙吴璪、曾孙吴潆四代相承，遂成“湛然家学”。

吴松年与王十朋、郑伯熊、林光朝、吕祖谦等相善，《宋元学案》称其为官之余，讲经学宫，风神高迈，谈论倾座，著有《江湖集》。

吴璪（1149－1206），吴松年次子，以父荫补文林郎，终澧州推官。杨万里赞其“文世其家，才敏为政，文词炳蔚，廉己勤民，足优世用。”

吴潆，吴表臣曾孙，《宋元学案·监仓吴子量先生》称“世其家学，笃志穷经，栉沭俱废。”曾在吹台山麓设吹台塾，时永嘉大儒叶味道、陈埴以讲授朱熹性理之学著称，朱平叔以传记之学闻名，吴潆则兼而有之，故从游之士独盛，方来、赵崇滋、潘凯三位进士为其高足，史称“湛然后学”。

3、独山李氏家学

金溪镇六龙村李氏始祖为宋初状元、宰相李迪之后。其子李柬之曾持两浙宪，因爱东州山水之胜，徙居荆溪独山。迄南宋，李敦德，字大化，号潜庵，登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42）进士第，授闽长溪县丞。曾孙李君锡（1225－1284），字宗禹，号存耕，博通经籍，援笔成章，尤精《礼经》，登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三甲第五十八名进士，历官国子正太学博士、诸王教授、司农丞。时倡王安石新学，训诂皆穿凿，李君锡学正而博，由是擢太常丞，迁左漕郎。面对皆切时事，除秘阁，终朝奉大夫。

望族联姻

荆溪二刘家族多与东瓯望族联姻，并由此共同推进永嘉学派的崛起。

1、刘安节之母、女婿：永嘉薛氏家族

刘弢之妻、刘安节之母薛氏，承奉郎薛京之女；刘安节之女，适薛立之。薛嘉言《刘公安上行状》称：“公于嘉言为父执行，世中表姻旧。”

永嘉薛氏，唐时薛怀仁由闽徙居永嘉。《温州市志》载录唐代温州进士7人，6人为永嘉薛氏：薛元长、薛宪、薛归、薛君实、薛待聘、薛正明。两宋薛氏冠盖如云，粗略统计即有进士34人，以薛特立、薛强立兄弟三世为最盛。薛立之当为特立、强立兄弟行。薛强立，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终江宁府观察推官，号称“石莲长官”。长子薛嘉言，宋徽宗政和五年（1112）进士，终司封郎中，知台州；次子薛昌言，婺州通判；三子薛弼，宋徽宗政和二年（1109）进士，历任怀州刑曹、杭州教授、沧州教授、浦江县令，终敷文阁待制；四子薛徽言，少从胡安国游，博通诸经，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授南剑州司法，终起居舍人。薛徽言次子薛季宣，师从汝阴袁概，尽得其学，系永嘉学派创始人。

2、刘安上妹夫丁惇夫：醉经堂丁氏家族

刘安上妹夫丁惇夫，字包蒙，诸书以避宋光宗赵惇名讳改作宽夫，系丁昌期长子。三举乡贡，科第失利，方得荐举，遽被诬而下吏，遂归永嘉，投觚操耜，闭户读经，并聚徒授学，不幸病故。刘安上《祭丁包蒙》曰：“怅讲席之未暖，叹沉疔之骤至；揽遗墨以尚湿，惊名旌之已植。呜呼哀哉！”

永嘉丁氏，唐昭宗天佑（904-907）间丁凯由福建莆田迁居温州新河街八字桥，再迁枫林东郊。至丁昌期，在枫林东郊和郡城通道桥（今宴公殿巷）设醉经堂、经行塾，教授生徒，学者称“经行先生”。其姻亲晚辈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等均曾问学门下。时与郡城王开祖、瑞安林石开永嘉学术之先河，时号“皇祐永嘉三先生”。其三子丁志夫和二房孙丁康臣先后登进士第。

3、刘安上妹夫戴述：睦孝坊戴氏家族

刘安上妹夫戴述（1074－1110），字明仲，与二刘同上太学，列名“元丰九先生”，永嘉县鲤溪杏岙（今永嘉县岩头镇）人，居郡城睦孝坊，与丁惇夫连襟。

杏岙戴氏，世多名儒。戴士先，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盐官知县。戴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与刘安节同登进士第。时赵鼎主文柄，阅其文章，以为老儒，擢为异等，实则尚未成年，由此名闻京师。后又偕二刘赴洛阳，同游于伊川之门，求为己之学。中进士后，授东阳主簿。因不乐州长调他监督治银，投书而去。后起为临江军教授。奔母丧，因哀伤过度，六日而卒，年仅三十七岁。与胞弟中散大夫戴迅合称“二戴”，有《二戴集》。其家族中，进士辈出。戴雄飞，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戴厚，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特奏名进士；戴闿之，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戴溪，淳熙五年（1178）别头省试第一，权工部尚书，赠特进端明殿学士；戴蒙，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戴栩，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进士；戴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进士，著有《六书故》。

4、刘元修妻许氏：瑞安许景衡家族

据许景衡《祭刘元修文》载，刘元修娶其季姊，共同生活二十四年后先后去世。许景衡（1072－1128），瑞安白门人，徙居瑞安东山，登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进士第。与二刘既是太学同学，同列“元丰永嘉九先生”，又都是温州最早的二程门人，所著《横塘集》绍述洛学而倡言事功，谥忠简。清孙诒让在《横塘集·后跋》中评云：“元丰九先生惟忠简后卒，名德亦最显。厥后永嘉学者先后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于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而复振，于忠简诚有赖哉！”

5、刘安上女婿林待问：平阳（泰顺）林氏家族

刘安上女婿林待问，乃唐末五代以来平阳（含今苍南、泰顺）望族。林嵩，唐僖宗乾符三年（87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唐末避乱由闽赤岸徙居横阳荪湖隐居。二世林可萃，治荪湖田庄，封赠州司马。三世林倪，后晋天福三年（938）进士，官吴越国礼部尚书，入宋后归隐荪湖山修道，创荪湖道教之乡。五世林升赟，宋真宗咸平年间（988－1003）为避温州知府杜梦微举荐，迁居深山泗溪（今属泰顺县）。八世林溥，宋朝议大夫。九世林永年，以孝发祥，以教兴家，中兴林氏荣极南宋。十世林待问（1061--1153），字绍执，号肃斋，娶刘安上之女，复娶金乡武状元陈鳌、陈鄂之妹，历官宋右通直郎监军器局、兵部侍郎、枢密院都丞，封朝散大夫、通议大夫。

6、刘贡女婿潘庭顼：龙首桥潘氏家族

金溪镇六里村《荆湖潘氏宗谱》载，唐末温台节度使兼镇南大将军潘好礼（861－954），自乌程（今湖州）崇孝里徙居温州乌巢桥，后改名龙首桥，卒葬夏仙岙底垅（今双屿镇夏仙），俗称“太师坟”。传八世至潘文虎（1097－1163），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武状元，授步骑将领、成忠郎，晚居上戍潘桥。潘文虎生有三子：长子潘庭柽（？－约1206），为永嘉四灵诗派先导者。次子潘庭超，娶监察御史墨卿次女，卒葬荆溪大郎石。三子潘庭顼（1127－1196），字承德，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自郡城龙首桥徙居荆溪金山，赘娶桥下街进士刘贡之女刘清郎（1125－1202），后复迁上坡（即今上湖村），遂称“上坡潘”。黄田岭下《潘氏宗谱》则载，潘文虎元配钱塘周氏，续配胡氏，合厝三十四都屿岙飞凤山。子三：楠、朴、柽。女二：长适进士张易之子，次适进士赵容之子。荆溪上湖与黄田岭下两谱所载潘文虎子嗣异名，未知塾是。

7、刘安上孙女婿鲍潇：雁池坊鲍氏家族

刘安上孙女、刘诰女儿刘善敬（1149－1212），适郡城雁池坊（今鹿城区乘凉桥）鲍潇，嘉定七年（1214）正月十八日葬于仙桂乡安丰岙（今东瓯街道安丰村）。据叶适《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观鲍公墓志铭》和金溪镇《傅垟鲍氏宗谱》记载，五代时期，鲍祖彦自婺州徙居温州郡城雁池。三世鲍皓、四世鲍守忠，皆官于永嘉。五世鲍轲，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终官太常少卿。六世鲍朝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润州倅；鲍极，以上书献策官宿州教授。七世鲍格非，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知常熟。八世鲍得朋，缙云县令。九世鲍潇，字清卿，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任处州教授、兴化军干办、新昌知县、濠州通判、潮州知州、融州知州，终朝散大夫，世称廉吏。

（录自李庆鹏主编的《桥下村志》）

桥下村鸟瞰图 戚晨泽 摄

枫林镇狮溪村，纪念刘安节、刘安上和徐定超三位监察御史的谏亭

清代刊印二刘《经义程式》书影

（戚成轴家藏）

外湾刘安节墓遗址发掘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梵柱”

桥下关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