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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05日

戴侗:自创体例释六书

□ 高 远/文

戴侗(1200~1284),字仲达,号合溪,南宋永嘉合溪人(今岩坦镇溪口人)。南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初任国子监主簿,出知台州,德祐初(1275)以秘书郎迁军器少监,因见南宋将亡,看看自己也都75岁了,就称病归隐家乡,继续自己未竟的六书事业。

《六书故》一书,共33卷,用了戴侗30年“才苟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每参校一部,摊书满案,左采右获,手罢目眩,辄抚书而叹曰:焉以是为哉!”他认为这部著作,到底仍是草创未卒功,有些问题未解决,有些说法未究竟,“姑藏家塾,以俟君子”,希望后来会有人继承他的事业,使六书之说更加完善。

一家之言既成,当藏诸名山,事实并非如此,煌煌之作却放在他的家塾,即溪口明文书院。元延祐四年(1317)开封(古汴)人赵凤仪出任温州府尹,“兴创庙学,延名师,淑后进,一时文教翕然”。他还捐俸刻印四书等,明万历《温州府志》对这位很重视教育的赵府尹评价较高。延祐七年庚申(1320),在他读了这部专著后,大加赞赏,认为其对文字的训释“约而不遗,通而不凿”,“诚有益于经训,宜传以惠后学。”于是,他请戴侗之孙戴隆从明文书院拿来此书,又捐俸印播《六书故》,这是此书的最早版本,现国家图书馆存有此残书十卷。《六书故》刊行后,可谓毁誉相参。戴侗认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有很多说法是错误的,直接以金文楷写等创新超前的作法,受到元明清三代学者诟病。他以经史释文的作法对清代治小学的王引之、段玉裁等人后来治《说文解字》大有影响,但被引用不多。直到现当代,随着青铜器出土的增加,甲骨文的发现,科学思想的进步,古文字研究的发展,证明戴侗的说法是正确的,而《说文解字》的不少训释却是错误的,因此《六书故》越来越受当代文字学家的重视,评价逐步趋向公正。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唐兰认为:戴侗是宋代以来对文字学改革的集大成者,他的解释有些地方胜过《说文》,是许慎以后唯一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

永嘉文化在北宋后期蓬勃兴起,到南宋乾淳间形成内与金华、永康学派并峙,外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的永嘉学术群体,后世称永嘉学派。这些永嘉前辈渊博精微,通知伦类,博达古今,讲之必使可以指导实践,究之务求见诸事功,而对义理、辞章、考据、治术无不精通可行。

戴侗的家乡今岩坦镇溪口村一带,古称菰田,两宋时文风丕振,被称为“溪山邹鲁”。又因其祖戴龟年兴办的“菰田塾”影响较大,到其父戴蒙时教学成绩斐然,诏赐“明文”,故名“明文书院”,又称戴蒙书院,今仍在焉。因此,戴侗有把《六书故》“姑藏家塾”之谦辞。

戴蒙(1170-1230),字养伯,号南溪,南宋绍熙庚戌(1190)用閤门舍人戴勋牒改名埜,字子家,考上进士,调任丽水县尉。他始终以自己冒籍求来的功名,心里不安,加之与长官相处不洽,不久就辞去官职。与弟仲思到武夷山,求学于朱熹,后世以理学先生称之。其实戴蒙生长于学术风气极盛的南宋永嘉,又能考上进士,可见其有深厚的永嘉学术底蕴。

溪口村稍上的屿北村世居玉山汪氏,系南宋绍兴状元汪应辰晚年隐居之地,因与其子汪逵(1141—1206)同官至吏部尚书,建于南宋的“世尚书祠”至今仍在。两汪是玉山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学术名世。汪应辰自少“多识奇字”,“学术精淳”(《宋史》)。汪逵工书,常为父代笔,收藏宏富,“建集古堂,藏奇书秘迹金石遗文二千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同时是南宋著名的《兰亭序》版本收藏家(桑世昌《兰亭考》)。戴蒙娶汪逵长女益柔为妻,因此其学术又受玉山学派的深刻影响。戴蒙集永嘉学派、朱子理学与玉山学派学术于一身,兼容并蓄,对六书与训诂之学的研究和传承,形成其讲求客观实证的学术特色,其子戴仔、戴侗、戴儆、戴偃、戴俶都传承了戴蒙的六书之学,各有不错的成就,而以戴侗的《六书故》最著,后世称其学术体系为“子家家学”,也是他在书中屡次提到多有得益的家学。这一点,在《六书故》中,不难看出戴侗折衷三大学派对文字学的认识,取其高妙,书中常出现朱子曰、先人曰、外大父曰、舅驷曰、伯氏曰、侗谓,以正其说,这也说明了《六书故》是戴汪两家三代人的成果。朱熹也已经发现了《诗经》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舛讹,在其《诗集传》最先采用铭文加以订正,这对戴侗正好受用。其中尤以舅曰居多,其次伯氏。据永嘉屿北《汪氏宗谱》载:汪逵次子,名季良,字子驷,进士,平阳县宰。《宋元学案》称其传玉山家学。伯氏,即戴侗之兄戴仔,四十岁后停止参加科考,肆力于学,著有诸经补议、《通鉴外纪》、《六书通典》等书二百五十多卷(《明文戴氏宗谱》)。

另一方面,就是宋代金文研究发展,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城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帜》等等,以及汪逵收藏的大量金石遗文,直接为戴侗研究六书提供了理论和实物材料支持。

但我们从他的书中所论述的对许慎、郑玄等学者的成说看法,体现出他的治学路数却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一脉相承的,学风一致。永嘉学派鼻祖王开祖申明,“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戴侗也是怀疑前人的解说存在不明处,如他在“示”字系有关祭祀与礼仪的字解释,在否定郑玄、许慎诸家之说时,就如实地引用《礼记》《仪礼》经文,加以说明,而对周三礼的重视与研究正是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核心。他对郑许等前人之说的态度却是公允的、客观辩证的,在大量引用的前提下,一般是三种态度,正确的直引作注释,高明的加以称赞,不妥的则斥之,引他说加以解释,只是被斥比较多而已。这种作法,也正是永嘉学者的务实态度。在永嘉宋学的发展过程中,王开祖是否定了孟子以来的道学不明,叶适则更超前地否定了孔子之后子思的学说就已出了问题,偏离了孔子儒家之道的正确向度。因此,戴侗敢为人先地采用接近孔子时代的金文作为自己解说文字的对象,因籀文多繁复,秦篆多牵强,隶书多谬写。而以金文之简约和准确,以及其到位的表达,是最有利于经训的。比如对封字解释:《说文》封,从寸,其说曲而不通,凡字之从又(右手)者,以又为声,或以又为义,作又为是,而不宜讹为寸。在金文中,大致只见又,少见寸。因此戴侗把守(㝊)、肘、酎、付、将等字的寸直写为又,反而一看就能明白其字之本义。他认为“射”字构成没有道理,系秦篆之不明,他写作弓又,最为人称道。这一作法也是符合永嘉学术祖师王开祖治学的核心工作,即“发明经蕴”。还有就他所用的训释手段之一就是引用当时的方言习俗,永嘉读音和乡土俗义,这一从实际出发的作法也为明清学者所非,但准确地保留了南宋的读音和方言的音义,为现代学者所重。

戴侗错综了《说文解字》及后世学者对此文字学经典之作的研究成果,还参考历代的语言文字学著作,《六书故》加以引用的文字学专著达30多种,并结合宋代金文研究的新发现和经学研究的新成就,以科学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著述。

许慎《说文解字》创立的540个部首统率9353个字,这种体例一直为此后的学者推崇。而戴侗认为许慎的作法过于繁杂,且有支离破碎之嫌,多牵强穿凿之说。到了宋代文字量大大增加,司马光的《类篇》收31319字,后来的字书收字成倍增长,越来越多。《康熙字典》收字4.5万多,1994版的《中华字海》多达8.5568万字,2014年版的中日《汉字海》,收汉字10万左右。这其中大部分单字是不实用或极少用的。纵观《红楼梦》全书共73.1017万字,实际只用了4462个不同的单字。而《六书故》作为字典,仅收7603字,比《说文解字》还少1750字,这难免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讥为简陋,识字不足。他收字的原则也是空前的独创,但与现代学者对文字的认识接近。明确提出奇字、虚名、俗书和古今书传不见用的字不收录,不训释,这对一般学者而言,不啻是极为便捷的好办法,具有客观性和普及意义。如现在最实用的《新华字典》也仅收8500个单字,就字数而言是与《六书故》最接近的。

戴侗训释文字办法首先打破前人以偏旁部首或音韵的排列习惯,而是按事物的类聚群分排列文字,把所收文字共分九类,即数、天、地、人、动物、植物、工事、不相关的杂类和来历未明的疑类,颇似近当代扫盲课本的编辑方法,各就其类,直接形象,一看就能明白。他以象形、指事的文为父,以会意、谐声、假借、转注等从文孳生出来的字为子,再以字孳生出来谐声、会意等为孙,乃到重孙,即其所谓的“父以联子,子以联孙”,成一个庞大的字族。如一字为父,一之会意的十字为子,十之会意的卅字为孙,卅之会意谐声的世字为重孙,从客观上表明这些字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益于文字之道的。在排字的版式上,戴侗的办法也颇为先进,似有现代意义,已采用分层级排列,如一字顶栏线,十字则低一格,逐次下行,到世字则共低四格,颇似家谱的五服血亲图。

戴佩训释文字的方式是立一单字为头,先以篆体表古字,次列反切标音,再述字义,并引经书文献加以佐证,以否前人解说之非。如多义字,则一一列出,一音一义,一义一解,各随其类,一读即明了。他在解字时,约而不遗,惜墨如金。即对常见的、大家都明白的字,颇有编修志书者“通例不入志”的原则,如烟等常用字,大家都明白的,则在字下述曰:“义不待释、义不待训”,一句带过。对书中前字已具的释文,后文再出现时,则“说具某下、详具某下、义见某下”,绝无赘言。戴侗对六书的认识是很认真、很客观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穿凿,因此在《六书故》中专立第三十三《疑》之一卷,以及每卷之后都有“某之疑”说法,在训释中于其未明之字,则注曰:“疑某某、未可晓、未喻、亦不可知、阙疑”等表述,不为强说,而“以俟君子”有为,此客观务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的可贵。

后世学者也认为戴侗的六书之说,多有牵强不明之误,大抵缘于他不只在体例上的创新,同时对文字学理论的大胆创新,未为习惯思维的学者一时难以接受。他认为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先有声,再有文(字),后系以义,三者是对立的统一,三位而一体,是发展了传统文字学理论,率先提出“因声求义”的主张,并付诸实践。我们在阅读《六书故》时,不难发现他独创的谐声字特别多,占全书很高的比例,这些字已经脱离了原字形束缚,知道读音就明白字义了,这一点也启发了近代永嘉学者谢思泽,编撰出温州方言的代表作《因音求字》。就这一点而言,他比后世以及乾嘉学派的文字学家更为通达高明,因而受到当今学者的美誉。

戴侗著《六书故》的目的,或者说缘起,是他在《六书通释》开篇说的“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文者,名治之大者也。”其旨在发扬孔子之道,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故戴侗也认为:名乱而实易,则民听惑,号令昏,法度舛,礼乐坏,而乱益生。他的正名是对子曰的诠释,是对经蕴的发明,也是永嘉学派中人物孜孜以求的治学目标。虽然他著《六书故》的表象是认识文字,正名辨物,明经通理;实则是“以通天下之故,以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以行其所无事矣。”六书虽微而“无所苟”,此其志不在小矣。

戴侗长寿,主要生活于南宋中后期,入元后仍活了十几年,亲历了永嘉学派由最兴盛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永嘉乾淳经制四大家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相继殒落。而此后永嘉学派风光不再,诽议丛生。而集大盛者水心先生叶适(1150-1223)去世时,他已成年(24岁)。其族人戴溪父子与水心交厚,戴栩嘉定元年(1208)进士,是水心的衣钵弟子,当过小官,以诗文名世。鉴于这些关系,戴侗或许与叶适已有交集,得闻高妙,接其余绪,有感于此,作为后辈要为永嘉学统正名。他认为:夫有物则有则,则非离物也;有器则有道,道非离器也。这一认识,正是源于永嘉学派“道器一致”的哲学思想核心,撰述《六书故》则是其方法论的体现。他说“圣人因器以著象,立象以尽意,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而天下之精义靡有遗焉。”永嘉事功,注重社会实践。戴侗解字也常从生活实际出发,引用时人和乡俗解字,而不务空谈强说,正如对道字的解说中驳斥佛道两家之虚无,而务实之旨在焉。由此可见,《六书故》是永嘉学派的铿锵余响,震铄古今,是永嘉宋代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六书故》一书岂只是为其正名,而可解为之证道啊!

溪口明文书院 资料图

《六书故》是一部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南宋文字学家戴侗作。2006年1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