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侗：自创体例释六书

□ 高 远/文

戴侗(1200～1284)，字仲达，号合溪，南宋永嘉合溪人(今岩坦镇溪口人)。南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初任国子监主簿，出知台州，德祐初(1275)以秘书郎迁军器少监，因见南宋将亡，看看自己也都75岁了，就称病归隐家乡，继续自己未竟的六书事业。

《六书故》一书，共33卷，用了戴侗30年“才苟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每参校一部，摊书满案，左采右获，手罢目眩，辄抚书而叹曰：焉以是为哉!”他认为这部著作，到底仍是草创未卒功，有些问题未解决，有些说法未究竟，“姑藏家塾，以俟君子”，希望后来会有人继承他的事业，使六书之说更加完善。

一家之言既成，当藏诸名山，事实并非如此，煌煌之作却放在他的家塾，即溪口明文书院。元延祐四年(1317)开封(古汴)人赵凤仪出任温州府尹，“兴创庙学，延名师，淑后进，一时文教翕然”。他还捐俸刻印四书等，明万历《温州府志》对这位很重视教育的赵府尹评价较高。延祐七年庚申(1320)，在他读了这部专著后，大加赞赏，认为其对文字的训释“约而不遗，通而不凿”，“诚有益于经训，宜传以惠后学。”于是，他请戴侗之孙戴隆从明文书院拿来此书，又捐俸印播《六书故》，这是此书的最早版本，现国家图书馆存有此残书十卷。《六书故》刊行后，可谓毁誉相参。戴侗认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有很多说法是错误的，直接以金文楷写等创新超前的作法，受到元明清三代学者诟病。他以经史释文的作法对清代治小学的王引之、段玉裁等人后来治《说文解字》大有影响，但被引用不多。直到现当代，随着青铜器出土的增加，甲骨文的发现，科学思想的进步，古文字研究的发展，证明戴侗的说法是正确的，而《说文解字》的不少训释却是错误的，因此《六书故》越来越受当代文字学家的重视，评价逐步趋向公正。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唐兰认为：戴侗是宋代以来对文字学改革的集大成者，他的解释有些地方胜过《说文》，是许慎以后唯一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

永嘉文化在北宋后期蓬勃兴起，到南宋乾淳间形成内与金华、永康学派并峙，外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的永嘉学术群体，后世称永嘉学派。这些永嘉前辈渊博精微，通知伦类，博达古今，讲之必使可以指导实践，究之务求见诸事功，而对义理、辞章、考据、治术无不精通可行。

戴侗的家乡今岩坦镇溪口村一带，古称菰田，两宋时文风丕振，被称为“溪山邹鲁”。又因其祖戴龟年兴办的“菰田塾”影响较大，到其父戴蒙时教学成绩斐然，诏赐“明文”，故名“明文书院”，又称戴蒙书院，今仍在焉。因此，戴侗有把《六书故》“姑藏家塾”之谦辞。

戴蒙(1170-1230)，字养伯，号南溪，南宋绍熙庚戌(1190)用閤门舍人戴勋牒改名埜，字子家，考上进士，调任丽水县尉。他始终以自己冒籍求来的功名，心里不安，加之与长官相处不洽，不久就辞去官职。与弟仲思到武夷山，求学于朱熹，后世以理学先生称之。其实戴蒙生长于学术风气极盛的南宋永嘉，又能考上进士，可见其有深厚的永嘉学术底蕴。

溪口村稍上的屿北村世居玉山汪氏，系南宋绍兴状元汪应辰晚年隐居之地，因与其子汪逵（1141—1206）同官至吏部尚书，建于南宋的“世尚书祠”至今仍在。两汪是玉山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学术名世。汪应辰自少“多识奇字”，“学术精淳”(《宋史》)。汪逵工书，常为父代笔，收藏宏富，“建集古堂，藏奇书秘迹金石遗文二千卷”(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同时是南宋著名的《兰亭序》版本收藏家（桑世昌《兰亭考》）。戴蒙娶汪逵长女益柔为妻，因此其学术又受玉山学派的深刻影响。戴蒙集永嘉学派、朱子理学与玉山学派学术于一身，兼容并蓄，对六书与训诂之学的研究和传承，形成其讲求客观实证的学术特色，其子戴仔、戴侗、戴儆、戴偃、戴俶都传承了戴蒙的六书之学，各有不错的成就，而以戴侗的《六书故》最著，后世称其学术体系为“子家家学”，也是他在书中屡次提到多有得益的家学。这一点，在《六书故》中，不难看出戴侗折衷三大学派对文字学的认识，取其高妙，书中常出现朱子曰、先人曰、外大父曰、舅驷曰、伯氏曰、侗谓，以正其说，这也说明了《六书故》是戴汪两家三代人的成果。朱熹也已经发现了《诗经》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舛讹，在其《诗集传》最先采用铭文加以订正，这对戴侗正好受用。其中尤以舅曰居多，其次伯氏。据永嘉屿北《汪氏宗谱》载：汪逵次子，名季良，字子驷，进士，平阳县宰。《宋元学案》称其传玉山家学。伯氏，即戴侗之兄戴仔，四十岁后停止参加科考，肆力于学，著有诸经补议、《通鉴外纪》、《六书通典》等书二百五十多卷(《明文戴氏宗谱》)。

另一方面，就是宋代金文研究发展，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城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帜》等等，以及汪逵收藏的大量金石遗文，直接为戴侗研究六书提供了理论和实物材料支持。

但我们从他的书中所论述的对许慎、郑玄等学者的成说看法，体现出他的治学路数却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一脉相承的，学风一致。永嘉学派鼻祖王开祖申明，“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戴侗也是怀疑前人的解说存在不明处，如他在“示”字系有关祭祀与礼仪的字解释，在否定郑玄、许慎诸家之说时，就如实地引用《礼记》《仪礼》经文，加以说明，而对周三礼的重视与研究正是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核心。他对郑许等前人之说的态度却是公允的、客观辩证的，在大量引用的前提下，一般是三种态度，正确的直引作注释，高明的加以称赞，不妥的则斥之，引他说加以解释，只是被斥比较多而已。这种作法，也正是永嘉学者的务实态度。在永嘉宋学的发展过程中，王开祖是否定了孟子以来的道学不明，叶适则更超前地否定了孔子之后子思的学说就已出了问题，偏离了孔子儒家之道的正确向度。因此，戴侗敢为人先地采用接近孔子时代的金文作为自己解说文字的对象，因籀文多繁复，秦篆多牵强，隶书多谬写。而以金文之简约和准确，以及其到位的表达，是最有利于经训的。比如对封字解释：《说文》封，从寸，其说曲而不通，凡字之从又(右手)者，以又为声，或以又为义，作又为是，而不宜讹为寸。在金文中，大致只见又，少见寸。因此戴侗把守(㝊)、肘、酎、付、将等字的寸直写为又，反而一看就能明白其字之本义。他认为“射”字构成没有道理，系秦篆之不明，他写作弓又，最为人称道。这一作法也是符合永嘉学术祖师王开祖治学的核心工作，即“发明经蕴”。还有就他所用的训释手段之一就是引用当时的方言习俗，永嘉读音和乡土俗义，这一从实际出发的作法也为明清学者所非，但准确地保留了南宋的读音和方言的音义，为现代学者所重。

戴侗错综了《说文解字》及后世学者对此文字学经典之作的研究成果，还参考历代的语言文字学著作，《六书故》加以引用的文字学专著达30多种，并结合宋代金文研究的新发现和经学研究的新成就，以科学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著述。

许慎《说文解字》创立的540个部首统率9353个字，这种体例一直为此后的学者推崇。而戴侗认为许慎的作法过于繁杂，且有支离破碎之嫌，多牵强穿凿之说。到了宋代文字量大大增加，司马光的《类篇》收31319字，后来的字书收字成倍增长，越来越多。《康熙字典》收字4.5万多，1994版的《中华字海》多达8.5568万字，2014年版的中日《汉字海》，收汉字10万左右。这其中大部分单字是不实用或极少用的。纵观《红楼梦》全书共73.1017万字，实际只用了4462个不同的单字。而《六书故》作为字典，仅收7603字，比《说文解字》还少1750字，这难免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讥为简陋，识字不足。他收字的原则也是空前的独创，但与现代学者对文字的认识接近。明确提出奇字、虚名、俗书和古今书传不见用的字不收录，不训释，这对一般学者而言，不啻是极为便捷的好办法，具有客观性和普及意义。如现在最实用的《新华字典》也仅收8500个单字，就字数而言是与《六书故》最接近的。

戴侗训释文字办法首先打破前人以偏旁部首或音韵的排列习惯，而是按事物的类聚群分排列文字，把所收文字共分九类，即数、天、地、人、动物、植物、工事、不相关的杂类和来历未明的疑类，颇似近当代扫盲课本的编辑方法，各就其类，直接形象，一看就能明白。他以象形、指事的文为父，以会意、谐声、假借、转注等从文孳生出来的字为子，再以字孳生出来谐声、会意等为孙，乃到重孙，即其所谓的“父以联子，子以联孙”，成一个庞大的字族。如一字为父，一之会意的十字为子，十之会意的卅字为孙，卅之会意谐声的世字为重孙，从客观上表明这些字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益于文字之道的。在排字的版式上，戴侗的办法也颇为先进，似有现代意义，已采用分层级排列，如一字顶栏线，十字则低一格，逐次下行，到世字则共低四格，颇似家谱的五服血亲图。

戴佩训释文字的方式是立一单字为头，先以篆体表古字，次列反切标音，再述字义，并引经书文献加以佐证，以否前人解说之非。如多义字，则一一列出，一音一义，一义一解，各随其类，一读即明了。他在解字时，约而不遗，惜墨如金。即对常见的、大家都明白的字，颇有编修志书者“通例不入志”的原则，如烟等常用字，大家都明白的，则在字下述曰：“义不待释、义不待训”，一句带过。对书中前字已具的释文，后文再出现时，则“说具某下、详具某下、义见某下”，绝无赘言。戴侗对六书的认识是很认真、很客观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穿凿，因此在《六书故》中专立第三十三《疑》之一卷，以及每卷之后都有“某之疑”说法，在训释中于其未明之字，则注曰：“疑某某、未可晓、未喻、亦不可知、阙疑”等表述，不为强说，而“以俟君子”有为，此客观务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的可贵。

后世学者也认为戴侗的六书之说，多有牵强不明之误，大抵缘于他不只在体例上的创新，同时对文字学理论的大胆创新，未为习惯思维的学者一时难以接受。他认为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先有声，再有文(字)，后系以义，三者是对立的统一，三位而一体，是发展了传统文字学理论，率先提出“因声求义”的主张，并付诸实践。我们在阅读《六书故》时，不难发现他独创的谐声字特别多，占全书很高的比例，这些字已经脱离了原字形束缚，知道读音就明白字义了，这一点也启发了近代永嘉学者谢思泽，编撰出温州方言的代表作《因音求字》。就这一点而言，他比后世以及乾嘉学派的文字学家更为通达高明，因而受到当今学者的美誉。

戴侗著《六书故》的目的，或者说缘起，是他在《六书通释》开篇说的“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文者，名治之大者也。”其旨在发扬孔子之道，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故戴侗也认为：名乱而实易，则民听惑，号令昏，法度舛，礼乐坏，而乱益生。他的正名是对子曰的诠释，是对经蕴的发明，也是永嘉学派中人物孜孜以求的治学目标。虽然他著《六书故》的表象是认识文字，正名辨物，明经通理；实则是“以通天下之故，以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以行其所无事矣。”六书虽微而“无所苟”，此其志不在小矣。

戴侗长寿，主要生活于南宋中后期，入元后仍活了十几年，亲历了永嘉学派由最兴盛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永嘉乾淳经制四大家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相继殒落。而此后永嘉学派风光不再，诽议丛生。而集大盛者水心先生叶适(1150-1223)去世时，他已成年(24岁)。其族人戴溪父子与水心交厚，戴栩嘉定元年(1208)进士，是水心的衣钵弟子，当过小官，以诗文名世。鉴于这些关系，戴侗或许与叶适已有交集，得闻高妙，接其余绪，有感于此，作为后辈要为永嘉学统正名。他认为：夫有物则有则，则非离物也；有器则有道，道非离器也。这一认识，正是源于永嘉学派“道器一致”的哲学思想核心，撰述《六书故》则是其方法论的体现。他说“圣人因器以著象，立象以尽意，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而天下之精义靡有遗焉。”永嘉事功，注重社会实践。戴侗解字也常从生活实际出发，引用时人和乡俗解字，而不务空谈强说，正如对道字的解说中驳斥佛道两家之虚无，而务实之旨在焉。由此可见，《六书故》是永嘉学派的铿锵余响，震铄古今，是永嘉宋代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六书故》一书岂只是为其正名，而可解为之证道啊!

溪口明文书院 资料图

《六书故》是一部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南宋文字学家戴侗作。2006年1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