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百年匾额,引出一段历史——
温州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余朝绅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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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未谋面的同宗因一块匾额相聚老屋
■ 余哲春/文 余建敏/摄
5月17日,是个平常的夏日,可对于乌牛大嶂村来说,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村口桐树绽放着晶莹的花朵,牛潭的三角梅吐露得分外艳丽,似乎在欢迎一群来自远方的特殊客人。
八点半,我和村长宪达一起在村口等待。第一批到达的是余安荣老兄带领的乐清车岙余氏宗亲。安荣兄今年75岁,十年前,从教育战线退休后,热心张罗村里余氏宗族的事务。第二批到达的是来自温州的余朝绅后裔,其曾孙余宏初、大曾孙女余曼秋和夫婿王建国、小曾孙女余景华。这四个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个体经商,都小有成就。现在都已退休,安享晚年。第三批到达的是大嶂人余朝彩的玄孙余文成和余胜夫,他俩早已迁居岳田村,现在分别在海宁和广州经商。
这三批素未谋面的客人为什么会汇聚到大嶂,叙旧话新?
这都要归功于一块古老的匾额。
一块百年旧匾
前年,村民余顺辉、余雄龙等人的老屋,中堂因久失修破败不堪,无法居住。虽然这座老宅的主人现在大都迁居外地,但作为大嶂村的太祖屋(系老太祖余康礼从乐清车岙迁居至大嶂所建的第一座房子)意义非同寻常。在修缮中,旧屋主人偶然间在中堂楼阁里发现了一块光绪年间的匾额。历经百年,木质几近腐烂,字迹模糊难辨,岁月透过龟裂的缝隙显现出来,屋主人赶忙将它收起。
几天后,我回老家,顺辉大哥把这块破败不堪的匾额拿出来,我仔细一看,眼睛一亮,匾额中间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宾筵介福”,右上角还写着一行小字——“朝彩宗兄余老先生七旬双寿
宗弟余朝绅书”,左边落款是“光绪廿一年春王月吉立”。
这匾额价值不菲啊!因为我从小就听长辈们经常说起,有关清朝进士余朝绅的事,村人皆引以为荣。于是,我吩咐顺辉哥一定要好好保存,等大嶂村建了文化礼堂后,让它成为“镇堂之宝”。
今年四月,我又回到大嶂,见文化礼堂建设已近尾声,于是叫上两位村民,把这块旧匾额抬出来,几个妇女用清水和抹布把匾额清洗干净,用布包好。我们几个人当场商议,把老匾额如旧修复,挂在祠堂里,再按照复制一个新的,挂在文化礼堂里。于是,兵分两路,我和西敏去雕刻厂制作新匾,而余光则带着旧匾去温州找艺匠修复。
第二天,我用微信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乐清的余安荣老兄,他喜出望外,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温州余朝绅的后裔,余朝绅的后裔们得知此事后,如获至宝,表示尽快来大嶂村看看他们曾祖父的真迹。
话说两头。当发现匾额后,我觉得受赠者余朝彩并非一介普通农夫,试想,在一百多年前(1895年)的大嶂山,夫妻双双做七十大寿,(到解放初期,我国人均寿命仅37岁),设筵喜庆,还有朝廷大官为他送匾祝贺,这是个多么有福气的人啊!因此,我一边寻访余朝绅的后裔,一边在寻访余朝彩的后裔,经查找大嶂草谱,发现余朝彩是移居岳田余景清的太祖。继而,我又打电话给岳田的学生余宋良,很快就找到了余景清的儿子余文成和堂弟余胜夫。
半个月后,老匾的修复和新匾制作如期完工。继而,我和安荣兄商议,决定择日把朝绅和朝彩俩家的后裔召集起来在大嶂山相聚。
于是,就有了5月17日的这一个大嶂山探亲寻宗之旅。
余朝绅其人其事
余朝绅(1855----1917),号筱泉,乐清车岙人,与大嶂人同根同源。余朝绅6岁失牯,由母周氏抚养,后迁居温州丁字桥巷。
朝绅从小聪颖好学,博闻强记,谙熟《通鉴》,问其史事,对答如流。15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年)领乡荐,为举人,取得会试资格。光绪九年中二甲赐进士。时年28岁。据说,乐清市在清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考取进士只有二人,余朝绅是其中之一,也是温州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光绪12年,以进士之优被朝廷选入翰林院,授予翰林院编修。同朝的编修有汪治书、蔡元培等人。而后,又任会试磨斟官、殿试弥封官等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力主妥协,军队节节败退。余朝绅义愤填膺,率浙江老乡四名仕上书朝廷,主张倾力抗日,力挽狂澜,遗憾的是,余朝绅他们七次上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均不理睬。 光绪廿六年(1890),八国联军大举进攻京城,北京陷落,朝绅失望至极,一气之下辞官回到永嘉(温州)。第二年,清廷发布新政,废除科举,创办学堂。此时,温州知府创办了温州府学堂(温州中学的前身),推选余朝绅担任总理。民国初年,余朝绅又发起创办了温州甲种商业学校(温州二中的前身)。此后,余朝绅又担任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温州和丽水的好多学堂创办均与他有关。
余朝绅生性耿直,才华横溢,不附炎趋势,虽身居高位,却能体察民间疾苦,为民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宣统三年(1911),温州旱涝交加,粮食匮乏,百姓饥寒交迫。而米铺却乘机哄抬粮价,遂酿成抢米风潮。清温州防营统领梅占魁认为要严惩暴民,下达“格杀勿论”令。余朝绅闻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并建议:一、责令财主开仓平粜;二、速筹善款从外地购运粮食;三、在城隍庙附近煮粥赈济饥民。碍于余朝绅的地位和声望,温州统领只好采纳。于是,抢米风潮很快平息,百姓度过了饥荒。在此期间,余朝绅声誉日隆,被市民们推选为永嘉(温州)自治议长。
余朝绅与大嶂
余朝绅不仅为民请命,除暴安良,而且对身处深山中的大嶂房族宗亲也关照有加。
当时,大嶂村与邻村行禅因山界纠纷,双方经常因砍柴伐木而酿祸端。后来,在余朝绅的干预下,通过打官司予以解决。因此,有了现在上殿附近的“起诉割儿”的地名。
后来光绪年间,经常有恶丐以乞讨为名,来村里敲诈勒索。对这些恶丐,说理不听,打骂又不行,无奈之下,乡贤余永镐等人求助于余朝绅。朝绅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段严禁恶丐敲诈的文字,让大嶂宗亲勒石刻碑,立在祠堂门口。此后,恶丐再也不敢来大嶂纠缠敲诈了。
最后就是不久前发现的朝绅给宗兄朝彩祝寿送匾的事了。
一块百年匾额,引出一段历史,一串故事,一位名人。余朝绅身为封建时代的政府官员,却有情有义,爱憎分明,造福桑梓,是温州历史上有名的贤士,大嶂人也因为有这样的好官、这样的先辈感到光荣和自豪。
大嶂村貌
余朝绅当年立下的严禁恶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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